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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古专家挖了2000座秦国古墓,发现商鞅变法一大误解

战国时代,诸侯列国为了图存求霸,相继开始变法,以期在大争之世立于不败之地。然而,唯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,不仅改变了“诸侯卑秦”的落后面貌,实现了富国强兵,而且做到了让秦国新法的“永续”。

古代每一次改革,都必然会损害到旧贵族的利益,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扑。商鞅和吴起在秦、楚的变法,都是踩着旧贵族的特权和利益完成的,而最终,这两位变革者也都死于了非命。

但不同的是,吴起死于楚国贵族的报复,吴起一死,楚国的变法即宣告失败;而商鞅则死于秦惠文王对王权的维护,所以,商鞅虽死,秦法依旧。《韩非子》即记载道:“及孝公、商君死,惠王即位,秦法未败也。”

正是由于秦国历代国君沿用商君之法不废,才最终实现“奋六世之余烈,吞二周而亡诸侯”的伟大壮举,使秦国从西陲邦国华丽转身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。

而提到商鞅变法,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“废井田开阡陌、军功赐爵、奖励耕战”等一系列变法举措外,在论及变法成效时,往往引用见证者韩非子的话:“楚不用吴起而削乱,秦行商君法而富强。”《史记》也记载说:“孝公用商鞅之法,民以殷盛。”

为了佐证变法前后,秦国从残留戎狄风俗的西陲穷国到战国第一强国的转变,考古学家们先后对陕西西安、宝鸡、铜川、大荔等地的2000余座战国中后期的秦国中小贵族以及平民古墓进行了发掘。然而,考古发掘的结果却证实了后世对商鞅变法的一大误解。

众所周知,秦人视死如生,奉行厚葬(后世的汉朝同样流行厚葬风,直至三国时期才开始流行薄葬)。所以,一个地区墓葬数量的多少可以准确反映出人口的多寡,而陪葬品的丰厚程度则能反映出秦人的生活水平。

但除西安地区古墓在战国晚期出现量级增长外,宝鸡、铜川、大荔等地的秦墓在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并未出现大的变化,这也就意味着商鞅变法后的数十年里,上述地区的秦国人口并未出现大幅增加。

墓葬数量的恒定,或许还能用出生率低、战争等因素来解释,但陪葬品的变化却证实了一大事实:商鞅变法后数十年里,秦国中小贵族和普通平民并未实现经济水平的提升。

在2000座秦墓中,陪葬有青铜礼器的墓葬从战国中期的23%占比,下降到战国晚期的10%占比;陪葬有仿铜陶礼器的墓葬从66.7%下降到11.5%;而以简单日用陶器作为陪葬品的墓葬比例则增加了50%。

可见,在商鞅变法之后的数十年里,最应该感受到变法红利的“民富”并未体现,变法的优势更多的是体现在了秦国庙堂对全国资源的集中掌控上(即国强)。当然,考古发现并未孤证。

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记载:公元前316年,在秦国一次战略会议上,秦相张仪提出伐韩战略,以实现“挟天子以令於天下”的王业。但秦将司马错却主张伐蜀,理由是秦国“地小民贫”,伐蜀可以“取其财足富民缮兵”。

这次会议距商鞅变法已经过去了40余年,而秦国在司马错眼中依然是“民贫”状态,这并非是出于支撑自己的观点而信口夸大,因为没有人比秦王更清楚自己的家底。最终,秦惠文王选择支持司马错伐蜀,以实现“取其财富民”。

而巴蜀并入秦国仅仅八年,司马错即“率巴蜀众十万,大舶船万艘,米六百万石,浮江伐楚,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”,40年后,更是支撑起了数十万秦军长达三年的长平之战。

巴蜀地区考古发现的秦人墓葬中也呈现出随葬品的丰厚化,这也说明,巴蜀的并入,真正让秦国实现了继国强之后的民富。可见,司马错是强秦的另一功臣。

文章来源:奋斗者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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